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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在台湾被称作鸿海集团，1988年开始在中国大陆投资，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专业制造商，拥有120余万员工，并以“代工王”的名号为世人所瞩目。尽管富士康的代工客户都是巨牛无比的苹果、摩托罗拉、索尼、诺基亚和戴尔等全球一线品牌，并且把“速度、品质、技术、弹性、成本”确定为核心竞争力，但其商业模式的核心，还是劳动密集型基础上的低成本。概念上富士康强调了“全方位成本优势”，实质上依旧对中国大陆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产生决定性依赖。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富士康在管理上的软硬件都堪称一流，比普通代工企业不知道要好多少倍，然而再高级、再卓越的代工最终还是脱离不了“代工”的烙印，在产业链各环节的分配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俗气点讲，富士康就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包工头”，赚的就是廉价劳动力的差价。
二、富士康模式是中国经济模式的一个缩影人口红利消失之时，中国经济还能稳定发展吗？作为典型的代工企业，富士康最近20多年来的飞速发展，实际上得益于中国大陆的人口红利。富士康模式是中国经济模式的一个缩影，富士康的成功，也是“中国模式”的成功，富士康遇到的问题，也是“中国模式”所面临的挑战。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真正严格执行，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最终从大致的人口学特征来看，“60后”、“70后”在我国人口中占之流，基本可以看作是“婴儿潮”的杰作。而1980年之后历年出生的人口，在整体上的占比逐年降低。1992年之后出生的，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尽管我们缺乏权威的数据作为支撑，但从直观的抽样调查来看，所谓的人口红利，也主要体现在1950~1979年这三十年出生的人口之上，随着“80后”逐步进入而立之年并逐渐老去，适合在富士康之类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充当普工的劳动力的绝对数量，正在急速下降。
中国经济享受了太多的人口红利，“60后”、“70后”外出打工，直接带来的就是廉价劳动力，支撑了各种版本的“血汗工厂”。由于他们的吃苦耐劳，中国得以将劳动力成本压缩到极限，也使得“中国制造”以物美价廉、绝对低价的优势，充斥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推动中国沿海出口导向型代工企业风生水起，促使我国外汇储备野蛮成长。“60后”、“70后”本世纪前十年在城市中集中释放的“刚需”和“投资”，直接启动了“住房”和“汽车”两大经济发动机，进而拉动了数十个相关行业的发展。1990~2005年之间，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的风光发展，也直接受益于1970~1985年之间出生人口而产生的庞大需求。
可是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一切都在快速发生着变化，甚至快到我们都无法反应过来的地步。2000年之后，在很多省份的农村，无论是户籍上的适龄儿童，还是实际居住的适龄儿童，数量都是逐年大幅下降，甚至很多乡镇的学生数量都无法维持一所完整的初中，而小学则整体上出现了老师多于学生的奇怪现象。而这种情况在中西部地区显得尤为突出。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高等教育需求，国家从1999年开始了高等教育招生“大跃进”。自2008年开始，全国高考报名人数逐年下降，四年来下降了140万。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总数为915万名，比去年减少2%。据2012年8月17日，山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高考录取情况显示，虽然高职高专类院校录取线已降到180分，但仍有96所学校3次投档无一人报考。除了山东之外，包括广东、河南在内的人口大省，都相继出现了高校生源萎缩的问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90后”总量下降的事实。
除了人口数量上的原因之外，我国近些年劳动力价格也面临暴涨，且全国水平更加趋于平均。以干体力活的民工日薪为例，2008年上半年，北京大约是150-200元/天，2011年年底以来，大约是300-500元之间，就连内蒙古鄂尔多斯和阿拉善，以及新疆南疆等地，差不多也得日薪300元。就连笔者西部偏远地区的某小县城，日薪低于100元，不要指望有人给你干活。这四年多时间内，劳动力价格暴涨，其实有深层次原因的。
三、富士康急需进行战略转型中国发展更需进行经济结构转型1995年我国正式告别短缺经济以来，特别是1998年之后，我们收入分配格局中，不但脑体倒挂现象得到彻底扭转，甚至社会中的各种价格比例关系，朝着不利于农产品和体力劳动者的方向变化。某些沿海城市，1998~2008年之间，普工工资水平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价格比例关系的长期扭曲，最终导致了劳动力价格的变态式上涨。2008年以来，房价、房租和日常生活资料等生存成本的疯涨，直接压迫劳动力价格飞奔，即使按照现在上涨之后的工资水平，其实体力劳动者的生存状况都没有得到多少真正改善。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富士康才在最近几年连续三次大幅涨薪，因此尽管他们在同行当中待遇还是具有一定竞争力，但员工似乎还不领情。实际上，各生产要素之间价格比例关系的过分扭曲，在特定阶段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最终还不是长久之计，扭曲的关系往往会以非常极端的方式反弹。
对于不少普工来讲，在城市当中买房安居置业，越来越是一种奢望，因此他们可以做到四海为家，哪里去掉费用后剩下的净收入较多，就到哪里去。而现在手机、短信、移动QQ等新兴技术手段的普及，以及人们的亲朋好友散布于全国各地，使得信息传播在加速趋于对称。再加上更为便捷的交通服务体系，劳动力市场“真正全国一体化”，地域之间的价格差异在快速缩小，去掉基本生存成本后的价格更是如此。早些年有人针对“两洲一湾”地区工资和地租价格快速上升问题，提出了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迁移到中西部地区的思路。富士康“内迁”或多或少也受此思潮影响，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多多少少有些失策，在全国一体化加速的今天，很难有什么劳动力价格“洼地”，即使明显存在这样的地方，也持续不了多久。
2004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为49亿元，2009年的规模是2134亿元，2011年中国电子商务的交易额达到5.8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12.5%。2011年底，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1.94亿人，网络零售市场规模达到7825.6亿元，同比增长53.7%，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32%。即使经济整体环境欠佳的2012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达3.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其中，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为5119亿元，同比增长46.6%。电子商务的井喷式发展，通过以上数据可以反映出来。作为与我国电子商务高度相关的快递行业，其业务量和用工需求量自然也是水涨船高。在用工对象上，快递公司和富士康式代工企业存在着更高程度的竞争关系，最为理想的对象都是16-25岁之间的男性，学历为初中到高职之间。由于竞争加剧且用工量井喷，快递配送人员的月收入已经上涨到了3000-4000元之间，部分人员甚至月入可以上万，在高峰期的12月份、1月份，月入五六千基本不是太大的问题。相对而言，即使号称待遇良好的富士康，现在也没有多少明显的竞争优势。
与父辈们相比，“90后”普工们身上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虽然还被贴着“农二代”、“穷二代”等标签，但至少自己还是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长大的，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更高的预期，不会因为多赚一点点钱而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不会因为“钱”而放弃自己的基本尊严。很多时候，如果没有理想的工作，他们宁愿在家呆着，当“宅男宅女”，而且父辈的基本条件，大致上也能支撑其这么做。即使在工厂里面干活，他们的维权意识也要强于父辈，智能手机等通信设备，也使得相互更为方便联络和抱团。如果用原来的管理父辈的模式来管理他们，自然容易引发反抗甚至是群体性事件。“太原事件”和“郑州事件”，原因固然很多，恐怕跟这个因素也有莫大的关系。
从长远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大陆普工与白领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逐渐缩小，“趋同化”倾向日益明显。但从全球产业链来看，富士康现行的代工模式，在产业链各环节的分配格局中，仍将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劳动力价格上涨刚性和招工困难，与富士康利润空间有限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喻示着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低成本、低利润”代工模式已经走开始走到了尽头，内地省份也不再是什么传说中的“成本避风港”。富士康面临着“用工”问题上的迷局，急需进行战略转型。
四、富士康的机器自动化转型和企业外迁战略难以解决困局富士康核心管理应是人性化而不是人驯化对于跻身世界500强企业的富士康，遭受过内心深处的重重考验之后，自然早已对我们所说的问题熟稔于心。郭台铭本人对此认识的更为清楚，在他看来，中国内地工资将继续上涨，除了国家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外，更主要是目前经济发展到了必然升级的阶段；“90后”们不太喜欢进工厂，要让他们走管理、控制的职业之路，大力提升自动化水平才是真正的“王道”；尽最大努力用各种级别的机器人替代人工，生产线更为自动化；鸿海（富士康）应该逐步摆脱对“代工模式”的依赖，应该推动“制造的鸿海”走向“技术的鸿海”、“商贸的鸿海”。我们从中可以清晰的感知到，富士康的战略，一是转向自动化，大刀阔斧推行“机器吃人”计划，二是降低“代工”商业模式在整个集团公司业务结构中的比重。2011年8月，富士康宣布3年在组装工厂中部署100万台机器人，就是基于现实困境和转型战略而作出的选择。富士康的机器人制造项目，放在了山西晋城。
对于富士康的“百万机器人”计划，媒体颇有微辞，在不断泼凉水。如同所有的战略性计划，尽管在思路上早已明确畅通，但该计划实施起来还会有很长的路子要走，需要解决数以万计的细节性问题，自然也会承受很大风险。现在来看，其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主要来源于研发能力、使用成本、可替代工种和推进速度。虽然我们应该相信科技的巨大威力，在未来10-20年内，人工智能一定会以加速度的方式迅猛发展，可是在今后五年的时间内富士康“机器代替人”的进程，肯定不会太快，而且只能提供一些最简单的协助性工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减富士康用工压力，可是未来五年内，可预期的普工工资水平，还会持续出现大幅增长，显然远水解不了近渴。
这些机器人，还是可能在部分工厂、部分岗位上率先得到快速应用。按照郭台铭的设想，机器人将用于“协助”而非“替代”人，在某些车间机器人将扮演生产的“主角”，可能出现在抛光、打磨、镭射打标、焊接、喷涂等多类作业岗位上，它们相对更适合在易燃易爆等危险环境中作业。富士康的机器人更多是“自用自产”，目前他们拥有机器人制造硬件、关键零组件、软件、系统集成以及远端遥控等五项技术。2007年，富士康就成立了专门的自动化机器人事业处。目前，富士康机器人的智商仅相当于3至6岁的人类，但其智能还将不断提升，他们的目标是将机器人的智慧提高到18岁人类的水平。
富士康解决中国大陆劳动力价格暴涨和普工难招问题的另一种思路，就是讲部分工厂外迁到印尼等劳动力价格更为便宜的国家和地区。2012年8月，据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吉塔?瓦加万(Gita Wirjawan)透露，富士康将在印尼建立一个占地1000亩的科技园，未来5至10年在印度尼西亚投资50亿至10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约100万个相关的工作机会。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印尼除了劳工薪资低廉之外，产业配套等其他投资环境赶不上中国，另外还得考虑工厂建设周期等相关因素，速度不会太快。总体上来看，这还是部分解决问题的替代性策略，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都难以消除对中国制造基地的依赖。而且从逻辑上来讲，东南亚等地的劳动力价格若干年之后还是要暴涨的，只有不断提高工业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才是真正的长久之计。
五、中国经济并没有新闻中的那么好扑朔迷离的富士康，何去何从的中国未来富士康式用工迷局，正在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三低型”（低用工成本、低利润、产业链低端）本土企业，用工成本飙升、招工难度大、管理压力大，使得他们的经营状况越来越难以为继。我在2010年创作的《给你一个公司，你能赚钱吗》（新项目选择类题材）一书中就提到过，新项目选择必须力避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低成本、低利润”劳动密集型产业，不管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披着“新兴产业”外衣。因为未来本土的劳动力都是昂贵的，商业模式不应该再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动脑筋，而是更着眼于如何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技术含量以及附加值，大力提升生产和服务过程的科技应用。也就是这两年左右时间，普工的工资水平，基本上都翻了一番，与很多地区公务员、事业单位“收入倍增”保持了同步。与之相对应的是，沿海地区很多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成批倒闭。
在某国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相对于靠研发、高技术应用含量的商业模式而言，仅以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人海战术”，同样可以赢得“短、平、快”高速发展。可是当这惟一的“比较优势”不复存在之后，经济发展无疑会面临巨大困境，突然“失速”也在意料之中。其实，任何商业模式都有其特定的基础和适应范围，如果一个国家和地区，对某类商业模式依赖过重，或者说商业模式在结构上分布不合理，都会面临严重的潜在危机。一旦所依赖的商业模式，其生存的前提条件发生重大逆转，这一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将不可避免出现阵痛。即使努力寻求转型，整个过程还是无比痛苦。倘若一国经济所依赖的商业模式比较单调，如同企业赢利点单一、缺乏组合一样，抗风险能力都是比较差的。这种单一的结构，实际上会更多强化波峰波谷，造成经济大起大落。一旦遇到这种问题，即使寻求转型，也往往会因为缺乏必要的基础而显得步履维艰。
在国内劳动力资源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富士康将何去何从，最起码已经有了一个相对可行的思路。但数以万计建立在“三低”商业模式基础上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似乎不会那么幸运。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特别是1998年以来，使得我国经济在更大比例上依赖于这种商业模式，这个问题在某些地区显得尤为严重。
痛定思痛，展望未来，我们的企业在经营实践中，必须牢固树立差异化理念，努力避免商业模式趋同化倾向，每年都要对自己商业模式所存在的潜在风险进行一次评估，以便适时进行调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每种商业模式都会有特定的不足和潜在风险，反思、调整、自我完善，才真正有利于基业长青。声明：以上文章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天涯社区言论。出品：天涯社区民间语文编辑部策划：伊文、贾也美工：贾也主笔：E路狂飙本期责编：孺子哥联系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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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0-16 03:5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