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事件甲子祭》推介

城川树保

　　《高岗事件甲子祭》推介
　　文章通过对历年来高岗事件有关最新资料的研判，对正、反双方观点的取舍平衡，特别是对否定高岗其人的资料的研读尤加重视，从而站在历史的新高度对高岗事件进行了全景式的揭示，对高岗其人、对高岗事件爆发的全过程、以及高岗之死都作出了全新的解释，出人意料、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其间作者用笔老到、平和、不偏不倚，坚持以据论史，决不凭空进行“推测和想象”，坚持实事求是，决不预设观点，妄下结论，而是让事件本身说话，让历史人物用自己的行为说话。作者坚信历史学家的良心和道德底线就是追求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真相，这既是历史学家职业操守的体现，也是中国史学的光荣传统。高岗事件中的各位参与者都将接受“历史的审判”，得到合情合理的评价，从而在高岗事件中获得应有的“历史定位”，并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
　　高岗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不久，因国际国内变化了的形势，随着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和威望的巨大提升，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在建国理念上出现不同意见，进而发生分歧这一特定的背景下爆发的。此时的毛泽东在巨大的成功面前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的骄傲情结，其人的两面性中帝王思想和南面之术有了长足的发展。毛泽东在历史上对高岗有救命提携之恩，高岗对中国革命忠心耿耿，对毛泽东本人更是言听计从、信仰有加、尊之如神。正是受到毛泽东的影响，高岗对刘少奇的历史地位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和冲击。对于高岗主观上为毛泽东分忧的进攻，刘少奇当然进行了坚决的反击，而斗争的双方都不够冷静，特别是高岗性格直率、作风散漫，在反对刘少奇的过程中，策略、手段都不到位，显得尚不够成熟。而刘少奇则经验丰富、手段老到，相比高岗则斗争的更加坚决,中共党内面临着重大分裂的危险。但是当时尚处在建国初期，经历长期战争和斗争的党心、人心均思稳定，中共最高层发生剧变的可能不为当时的党心、人心所接受。正是顺应全党思稳的潮流，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党内稳定力量全力拱卫刘少奇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地位，反对高岗当时显得轻率的举动。受周、陈、邓等人的影响和制衡，毛泽东出于策略上的争取党内大多数的考虑，特别是对建国后不久党内团结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尚未下打倒刘少奇的最后决心，毛、刘之争在建国之初并非不可调和。综合上述考虑，毛泽东以退为进，断然放弃高岗，从而造成高岗事件。高岗遂成为党内斗争的最大牺牲品，高岗事件也为毛泽东夺得党内斗争的话语权和最后决定权，添加了最后一块基石，中共党内的个人崇拜之风由此发端。
　　刘少奇虽然表面上成为高岗事件中的胜利者，暂时保住了已有的地位并在日后有所巩固和发展，但事实上刘少奇的地位来自毛泽东的最后决定则成了不争的事实，毛泽东又成了刘少奇的“恩人”， 毛泽东和刘少奇原本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党内同盟关系变成了施恩者和受恩者的关系。从此刘少奇只能在毛泽东的大旗下活动，动辄得咎，直到１４年后被毛泽东亲自打倒。
　　事实上毛泽东成为了高岗事件的最大获益者，毛泽东由革命初期的说话没有人肯听，到遵义会议上争得发言权，到延安时期的“民主”的最后决定权的获得，建国后“集中”的最后决定权的争取，毛泽东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渐走上了“个人迷信”的歧路。高岗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领袖的面子、领袖的个人威望、领袖的个人荣誉、领袖的话语成为了决定一切的东西，中共党内从此以此为准则处理一切党内外斗争，处理与领袖的一切不同意见。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格，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都毁于一旦，毛泽东的帝王思想和帝王情节乃至南面之术就此发端。
　　高岗对中国革命立有大功，他和刘子丹等人一同创建的陕北苏区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发挥了“落脚点”和“出发点”的作用，他在刘子丹牺牲之后成了西北人民的“代表”和“救星”，他在西北劳动人民群众的心中有着很高的威信和很深的基础，他主政的“陕甘宁边区”成了当时全党全国的模范区。应该承认许多功劳当然不可能是他一个人的，很多工作也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做的，但他的能力、他的干劲，却也是有目共睹、深入人心的。他在武装斗争中的表现和在经济工作中的才干使他成为我党文武双全.不可多得的人才。在后来的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他在中央派往东北的近20名中委、政治局委员中脱颖而出，被委以“主政东北”和“抗美援朝总后勤官”的重任，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并夺取全国政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在建国时被提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６位副主席之一，足见全国人民对他的信任和肯定，足见高岗的功勋卓著。
　　但高岗又是一位有缺点的战士。他的性格率真、直爽、豪气干云，有着西北汉子的厚重感；他意志坚定，对中国革命忠心耿耿，可谓出生入死；他的能力很强，敢于并善于开拓一个地区的局面；他十分讲义气，因为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曾经救过他的命，他对领袖更是忠心不二。但是长期的革命游击战争，使得高岗的身上存在着严重的游击习气，作风散漫，嘴上没有把门的，自由之义倾向严重。更糟糕的是他自恃毛泽东对自己的救命之恩，表现出了超出常人的对毛泽东个人的忠心，作为一个政治家对建国后发展变化了的党内形势不清楚、不研究、不了解，说话、办事甚至超出了毛泽东的底线和调子，脱离了毛泽东划定的“线”和“格”。高岗没有防人之心，对毛泽东建国后的发展变化乃至“帝王情结”不了解，更不理解，还用战争时期的“老章程”对待毛泽东，结果造成了“历史的误会”，被强加上“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名，成了毛泽东走向神坛的第一块祭石，造成高岗所独有的“悲剧”，至今不能平反，令后人扼腕叹息。
　　高岗一案其实并不神密，更不复杂。我们只要真正地让毛泽东走下神坛，让高岗事件的众多参与者---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真正的成为历史人物，不神化，不贬低，不拔高也不矮化，不“推测和想象”，而是根据事实，就不难发现高岗才是真正的冤屈之人。我们当然不是说高岗在高岗事件中就是完美无缺，没有缺点。高岗在高岗事件中受到毛泽东的暗示和影响，轻率的和毛泽东一起反对刘少奇，客观上违背了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刘少奇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中共建国后的党心、人心要求多年战乱后的国家稳定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刘少奇没有大的错误，毛泽东轻率的举起反刘大旗，摇动刘少奇历史形成的地位。违背党心、民心，必然遭到党内强有力的抵抗和阻力，毛泽东始乱终弃，在高岗岗问题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刘少奇在高岗问题上也显得不够冷静。刘少奇出于本能对政敌进行应战本无可厚非，更何况刘少奇的一些意见、观点还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但刘少奇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知道或者不敢知道自己的政敌其实就是毛泽东，反而与毛泽东一起把昔日的战友、同志打成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犯，把昔日的战友、同志当成了敌人，把正常的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议当成复杂的阶级斗争，睁大眼睛去寻找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这就完全偏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一贯作风，也为自己在14年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刘少奇同样应该为高岗事件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
　　高岗事件距今已经６０周年了，实事求是的评价高岗，还高岗应有的历史地位，在充分肯定其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前提下，也指出其不成熟的地方，是我们写作本文的目的。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不反对毛泽东，我们不否定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和他的丰功伟绩。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真相面前，在历史学家的良心和道德底线面前，在历史学家的职业操守和有着光荣传统的中国史学面前，我们选择后者而不是盲从。况且历史已经成为历史，历史正在发展，新的历史、新的人物层出不穷，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随着时间的流淌和历史人物的先后逝去，一切历史的恩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后人要从历史的事件中吸取教训，不要重犯历史的错误，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反对和防止“帝王情结”，为历史的现实和未来服务，则人民幸甚，国家幸甚，未来的一切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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