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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省煤焦产业链上的企业，正经历着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随着前任山西省纪委书记金道铭的落马，其曾经主导过的煤焦反腐，正陷入多事之秋。一些备受关注的案件，正在被重新检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曾经高喊反腐，也曾在煤焦反腐领域大展拳脚的省部级高官，终未能在这场利益牵绊中幸免。
过去十年，山西煤炭资源开发主体几经更迭，经历了从国有走向私营，再从私营被收归国有的反复历程。在此期间，政府调控的有形之手始终掌控着资源获取、安全监管、整合等至关重要环节。也正因此，与煤炭相关的腐败行为，伴随着山西煤炭资源整合的每一个过程。
山西煤炭的黄金十年，既为当地带来了巨额财富，也为这巨额财富的分配创造了广阔的寻租空间。伴随“黑金”而生的腐败试图渗透进权力的每一个链条，即便是一些行政体系中科级、股级官员，有时候也能在资源变现过程中获得巨额收益。
这也让山西的反腐，始终摆脱不了与煤炭的复杂纠葛。
反腐组长落马
2014年3月1日，新华网发布消息称，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对于金道铭的落马，山西当地官场并不意外。山西省一位长期研究煤焦产业的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在山西官场，早有人预测，金道铭迟早要出事。但对于金道铭利用手里的权力为人开脱，还是令很多人惊讶。
山西官场中人对金道铭的一致评价是：胆子太大了，多大的案子都敢管，而围绕着金道铭的这些案件的共同特征，都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不同于其他人，金道铭曾经任职中纪委的特殊背景，被山西省内众多人所瞩目，而金道铭任职山西省纪委书记的几年，正是煤炭市场井喷，山西省煤焦领域内的大案要案不断爆发的几年。
金道铭长期担任煤焦反腐小组的组长，这使得他和山西省不断爆发出的贪腐大案多有牵涉。在已经公开的信息中，金道铭在白培中、张新明案中均有牵涉。
而在处理诸多腐败案中，金道铭在不同案件中的处理态度，呈现出明显的差别。在一些案件中，处理明显较轻，而在另一些案件中，又处理很重。宽严失当的状况，终于引起了山西省一些老干部的不满。在去年中央巡视组驻山西期间，正是这些老干部们联合起来向巡视组反映问题。
与煤炭或多或少的联系，是山西贪腐官员的共同特征。金道铭被查出，让很多人联想到了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
侯伍杰是山西建国后因贪腐落马的第一位副省级以上的官员。从已经查出的案情来看，虽然侯伍杰的贪腐行为并没有直接与煤炭发生关联，但其主要的买官案中，仍然隐隐约约浮现出与煤炭黑金的瓜葛。一些向他行贿的官员，也牵涉到为煤炭矿主们充当保护伞。
在任职太原市委书记期间，侯伍杰接受时任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邵建伟请托，希望能在其晋任太原市公安局局长的职位上给予帮助。侯伍杰先后3次收受邵建伟给予的10万美元和价值港币5万余元的手表一块。在早期，作为煤矿的保护伞，山西警届一度是腐败的高发领域。
作为山西省的主导产业，煤炭经济既为当地带来了巨额财富，也为腐败提供了温床，山西官场已被查出的贪腐行为多数和煤炭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黑金诱惑
煤炭资源的每一次洗牌，都意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也预示着新的腐败高发期即将来临。在近十多年中，山西的煤炭资源完成了从国有走向私营，到从私营再度被收归国有的三步历程。
最早从国有走向私营的过程中，煤矿多数处于不景气中，尤其是负重较多、为机制沉疴所牵绊的国有企业。在世纪之初，为了激活山西的经济，山西省出台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入股煤矿。
一批民营企业借此机会，从政府手中获得了廉价资源。“刚转向私营时，很少有人愿意办矿，煤不好卖。”据一位煤炭行业人士透露，因为当时煤炭还是冷门货品，煤炭资源几乎是不要钱地让私营业主使用。
到2003年，煤炭市场逐渐回暖。煤炭价格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迅速走高，从最初的每吨几十元，发展到今天的800元。煤炭变得越来越值钱。
其后，国土资源部出台了煤炭资源有偿使用的文件。一个储量约为700万吨左右的煤矿，每年交的资源税款达800万元。
为了少交钱，个别矿主少报资源储量，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贿赂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的现象。有些煤炭企业不仅少报资源储量，运营过程中，还拖欠、不交水资源补偿费和采矿权价款等费用。
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通过贿赂，煤矿主们得到或维持着继续采矿的权力。但贿赂出去的钱，一定会通过煤炭开采加倍赚回来。在贪腐行为的背后，是对监管的松懈，正是在这一时间段内，山西不断爆发矿难事故，带血的煤一度令山西的形象一落千丈。
2005年，出任山西省代省长的于幼军，有感于山西煤焦领域的问题重重，亮起了煤焦反腐的大旗。当时，于幼军在发言中称：非法违法煤矿的存在，是对法律尊严的践踏、对国家利益的掠夺、对人民群众的犯罪，是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毒瘤。
在于幼军的主导下，2005年9月，山西省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煤矿专项行动开始。这次专项行动，指向就是严查党政干部和执法人员在煤矿企业里坐地分红，通过家属、身边工作人员投资入股煤矿等腐败行为。
专项行动严查之下，一批违法违规的煤矿得到整治，一些涉嫌私挖滥采的煤矿陆续被关闭，诸多触目惊心的案件相继被暴露出来。不过，专项行动还未到宣布全面胜利的时候，于幼军就因涉嫌违纪去职。
2008年，山西省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旗帜鲜明地将反腐方向指向煤焦领域，充分显示了在这一领域腐败问题的严峻。
一位长期关注当地能源问题的研究人士表示，山西在煤焦领域内的反腐，可以写一本精彩的讽刺小说。据其介绍，当时成立反腐败小组，中心思想其实是端掉一批煤矿，将清缴拖欠政府的资源价款列为首要任务。这一行动也可谓收获颇丰，两年下来清缴金额达304.14亿元，2353名官员被查处，其中7名为厅局级官员。在这7人中，大同市原副市长王雁峰、大同市公安局原局长申公元，两人案发于同一个案件，被领导小组定位为典型大要案件。
不过，虽然清缴资源价款为山西带来了滚滚的财政收入，但贪腐的土壤却没有实质性改变。在很多产煤区的县市，基层政府向煤炭企业征收的税费，往往名目繁多，随意性很大。在征收或不征收、征收多少的范围内，腐败寻租空间仍然很大。
临汾是山西的煤炭重产区，两位副市长曾在此翻船，一位是苗元礼，在任时敛财达700余万元；另一位是周杰，在担任副市长时，还兼任临汾市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领导组组长，利用这项权力，周杰共收受贿赂及非法占有财物价值达270余万元。作为临汾市市长助理的张德英，也接受了私营业主12万元左右的礼金。
而此时，在山西一些重点产煤县市区，腐败开始从主管官员向下扩散，即使是一个科级官员，只要是和煤炭有关的部门，比如煤炭局、安监局、国土局等部门，便拥有对资源强大的调控权力，一旦寻租，其产生的利益甚至远高于一些省厅级官员。也有少数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隐秘地“入干股”、充当“保护伞”，甚至直接经营煤矿，形成“官煤勾结”。
反腐任重
以山西近十年的煤炭产业发展历史来看，这一基础性的能源产品，从其勘探和开采作为起点，就被地方政府所左右，其产运销的链条上，产煤地的各级地方政府、掌握运力资源的铁路局、沿海港口，均有参与其中分食利益的机会。
从煤炭资源配置开始，谁拥有开采的权利，谁就具有了一夜暴富的机会。可以说，分配煤炭资源开采权便是分配财富。从一开始，绑缚在一块煤上的利益，就由拥有配置权力的政府和企业所共享。
而企业要想坐享煤炭收益，也必须维系好与政府的关系。一些煤老板常常会选择通过各种管道向官员输送利益，最终形成利益共同体。所以，即便是2008年以来，山西重拳整治煤炭领域腐败，但官员“伸手煤矿”入“干股”、违规入股煤矿非法获利的案件仍层出不穷。比如，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党委书记陈美等人，投资入股煤矿非法获利3050万元。
直接插手煤矿之外，一些官员则利用手中权力充当“保护伞”、“收黑钱放黑车”，如和顺县公安局副局长李文，涉黑非法经营获利450万元。
即便是煤炭资源纳入国有企业经营，同样存在腐败的空间。在已爆发的案例中，先后有国企负责人在煤炭生产、销售过程中，利用职权挪用公款、收受贿赂的案件，如山西焦煤集团原副董事长、总经理高玉斌利用职权在煤炭销售过程中受贿120万元。
而在煤矿整合中，因为政府权力过大，也同样出现了一系列贪腐案件，并伴随着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失，比如朔州市平鲁区区委常委、副区长罗瑞，原区经贸局局长赵勇在东梁煤矿的国有产权转让中审核把关不严，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煤老板们与部分政府官员的利益共生关系，则更加直接，诸如参股煤矿等花样翻新的利益输送，从未停止。这就是为什么山西蒲县一个县的煤炭局局长郝鹏俊，能在北京、海南等地有房产35处，家财达数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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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0-12 09:27:28